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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守护农村生态基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十四五”期间，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政策支撑体系持续完善，从国家层面的实施方案到地方特色配套细则逐步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产业融合步伐加快，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业态深度融合；基层治理能力稳步提高，村民参与机制不断健全，自治能力增强。然而，目前美丽乡村建设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赋能不足、治理体系尚未健全、生态环境压力持续等挑战。“十五五”时期是巩固“十四五”成果、为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奠定基础的关键阶段，需锚定区域均衡、产业提质、数字赋能、治理增效、生态稳固的阶段性目标，重点从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健全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开拓市场渠道，搭建村企产销对接平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重视研发与技术落地，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监管考核体系，建立动态监测与长效评估机制等方面发力。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实施整治行动，乡村面貌实现从普遍“脏乱差”到基本洁净有序的蜕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为处理城乡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迈入了系统性深化与质效并重的关键阶段，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导，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多领域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总体来看，美丽乡村建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环境整治或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而是更加注重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推动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整体改善，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一是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十四五”期间，中央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以鲜明的生态导向和系统的治理观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果，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3]。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发布，强调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利用更加高效、产地环境更加清洁、生态系统更加稳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举措包括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保护修复农村生态系统等[4]。2025年发布的《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从构建美丽乡村格局、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大力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强化组织保障[5]等方面统筹指导美丽乡村建设，确保建成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

　　同时，通过健全监督机制与规范权力运行，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得到全面推广。农村基层自治能力不断增强，村民议事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实现动态优化，群众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村级事务决策与管理，自主治理能力有所提升；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普法教育逐步实现常态化覆盖，法律顾问驻村制度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协同发力，营造了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德治建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载体、积分制为抓手，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显著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与公共服务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应对型向现代主动型转变，逐步形成了责任共担、协同有序的善治格局。

　　二是产业融合深度不足。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第一，产业联结机制普遍薄弱。许多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未能建立起紧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带动农户增收效果不明显，农户往往难以分享到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第二，产业链条较短且附加值偏低。乡村产业多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农产品加工深度不足，在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拓展农村电商、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等方面有待提升，这导致产业融合程度低，整体竞争力不强。第三，关键要素支撑存在短板。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匮乏，特别是精通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智慧农业技术的产业融合型人才短缺。同时，水电、交通、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也制约了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第四，对资源禀赋和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较强。缺乏特色农业资源禀赋的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难度较大，部分地区过度依赖财政支持。第五，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但尚未成熟。农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面临运营成本高、平台管理不规范等挑战，规模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能的培育。

　　五是生态环境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仍面临生态环境挑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和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农膜残留持续累积，将直接影响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同时，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能力不足，随意丢弃或简易焚烧生活垃圾、无序排放生活污水等现象依然存在，无害化处理率远低于城市水平；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加剧了区域环境压力。在治理机制方面，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相关资金未被充分纳入财政重点支持范围，有些环保设施建成后缺乏运行维护的资金，社会资本因回报机制不明确而参与度低。在技术路径方面，往往简单套用城市高成本、集中式治理模式，缺乏适合农村分散化、差异化特点的经济适用型技术和集约化治理方案。在执法监管方面，基层环境监管与执法力量不足，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全面监测和有效约束，尤其在污染溯源、责任认定和追究方面机制薄弱[14]。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部分地区仍未彻底扭转“重发展、轻生态”“重建设、轻保护”的传统观念，缺乏对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科学评估和产业绿色发展的系统规划，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型。此外，一些地区依赖运动式、阶段性的环境整治行动，未能建立长效机制，容易陷入“整治—反弹”的循环，制约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

　　“十五五”时期，应全面推进农村数字服务能力建设，打通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发展的全链条。要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的落地与应用，逐步实现千兆光网、5G网络和移动物联网全面覆盖，着力提升偏远山区、牧区和边疆地区的网络服务质量，方便村民使用高清视频通话、农产品电商销售等网络服务，并为智能农机作业、农田物联网监测、畜禽养殖数字管控等高端数字装备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支撑。同时，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助力农民熟练掌握生产管理、产品销售和资源调度的数字化工具。在技术应用层面，逐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等环节的深度融合。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标准，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联互通，最终形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数字化新格局，让数字技术真正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助力[19]。

　　“十五五”期间，乡村治理能力应实现显著提升，治理效能要得到实质性增强，其目标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二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以农业绿色发展和促进宜居宜业为核心，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投入，完善以生态补偿、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为导向的财政补贴与激励机制，引导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拓宽基层治理参与渠道，并结合公益岗位建立健全乡村设施管护机制。三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切实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的整体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实现创新活化利用，培育文明乡风，并通过文化认同增强乡村凝聚力，从文化根脉层面筑牢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基石。

　　“十五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以系统推进为路径，通过深化污染治理、完善生态补偿与监管制度，坚守绿水青山本底，筑牢美丽乡村绿色根基，最终实现生态环境品质的全面跃升。具体目标如下：生活污水治理应坚持梯次推进与因地制宜的原则，到2027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60%以上[20]。其中，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的攻坚重点，要统筹生活、农业和工业源污染治理，确保到2027年，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20]，并同步完善长效管护与公众监督机制。生活垃圾治理重在健全收运处置体系，保障长效常态运行。臭气治理聚焦重点区域，强化粪污管理及扰民问题整治，改善空气质量。水土流失治理以流域为单元，推行整县整乡统筹推进模式，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强化村庄周边生态防护。自然生态保护应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制度，守护山体、河湖、湿地、草原及原生植被等生态资源，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修复，构建以护村林、护路林、护岸林为主体的生态廊道体系，并持续完善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河湖长效管护机制[5]。

　　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目标，首先要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制度保障。一是健全美丽乡村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制定美丽乡村建设专项法律，明确目标原则、责任主体、资金保障、监督考核等内容，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同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既有法律法规，增强其协同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财政投入、金融服务、土地利用和人才引育等方面出台更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支持政策。重点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逐步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并推动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落地。此外，应构建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实现激励约束并重。三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展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范围，提升农业资源资本化水平。同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村企共建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21]企业依托其市场资源与运营能力，可助力村庄拓宽农产品及服务销售渠道，增强产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而言，企业凭借成熟的销售网络与品牌优势，能帮助村庄打破地域限制，例如，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入驻等方式，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显著提升产品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在此基础上，村企可进一步共建从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企业提供技术、管理与市场支持，村庄投入土地、劳动力及特色资源，双方通过联合运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可借助其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增强乡村经济韧性。此外，通过股份合作、保底收购、产销对接等方式，村企还可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让企业获得稳定、优质的货源与社会声誉，最终实现村庄集体经济壮大、村民收入提升与企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数字普惠金融把金融服务覆盖到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22]，在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供便捷信贷服务，有效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减少金融排斥、增强风险管控和促进产业融合，还可凭借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在改善生态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助力农业技术进步和城镇化发展，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升服务覆盖率和数字信贷水平，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充分发挥其效能，应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质量；开发符合乡村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实施差异化区域支持政策，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强化跨部门协同，以形成政策合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生产深度融合；开展农民数字和金融知识、技能培训。通过系统推进上述措施，以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是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方面，要聚焦生态农业、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农业传感器、智能装备和生物技术等研发与应用，切实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应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科技服务的实践能力和区域适配性，建设科技示范与推广基地，支持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发展，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能培训。持续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立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系统。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等环节深度融合，推广智能农机应用，建设智慧农场、牧场和渔场，积极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当前乡村人才短缺的问题，需大力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健全定向培养机制，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涉农专业，扩大农村定向招生规模，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留得住的本土专业技术人才。完善人才下乡激励机制，通过待遇保障、创业扶持等政策，引导农业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等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流动。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乡村建立结对合作机制，通过技术培训、项目合作、专家派驻等形式，为乡村提供持续的技术服务和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