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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不断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耕地保护步入系统推进、提质增效阶段。2015年，习在《关于〈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制度化探索纳入耕地综合治理体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轮作、休耕、退耕、替代种植等多种方式，对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综合治理”，对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作出部署。此后，《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相继出台，加强政策引导，推动耕地休养生息，采取“养、退、休、轮、控”综合措施，形成耕地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休耕制度走向系统化、精准化，耕地治理从片面追求产出向“用养结合、永续利用”转变。

　　针对生态脆弱、土壤退化、水土流失严重等地区，推行生态恢复型休耕。主要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和草本植物种植修复耕地，形成沙蚀风蚀防控式、水土流失治理式等模式。例如，云南省砚山县在首次实施休耕的3年间，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钾等营养元素养分含量持续上升，有效减轻耕地利用强度。该县平远镇木瓜铺村、蒲草村休耕地块与传统种植玉米相比，每公顷平均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品870公斤，减少成本约2400元。宣威市宝山镇以试点为契机，引进优质黑大豆种植，较普通大豆高1.5元/公斤，亩均增收约242元。石林彝族自治县小密枝村通过种植光叶紫花苕子并翻压还田，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且休耕地块耕作时间较传统玉米种植减少55天。再如，贵州省休耕试点区域重点在坡度15度以上、25度以下的石漠化地区，通过实施休耕与配套的绿色耕作措施，土壤养分主要性状指标呈正向变化，容重平均含量下降，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2022年石漠化面积较2016年下降约37%。

　　在重金属污染区，主要实行污染修复型休耕。采用修复性植物种植和土壤修复技术对受污染耕地实施治理，形成重金属污染去污式、放射物污染隔离式等模式。以湖南长株潭地区为例，对重金属污染严重区域采取“生物移除”方式，通过种植高粱、桑树等重金属富集能力强的作物，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治理后试点区稻米镉含量达标率超90%，土壤有效态镉含量下降20%以上。比如，湘潭市姜畲镇、株洲市虎踞镇重金属污染区在休耕基础上结合施用石灰、深翻耕作与种植绿肥（紫云英、肥田萝卜等），土壤pH值由5.5升至5.88，有效态镉含量下降20%至30%；湘潭市鹤岭镇重金属污染区实行季节性休耕，通过桑树、果树等经济作物轮作改良土壤，锰含量明显下降，附近水源锰含量也低于国家标准0.1mg/L。

　　选择干旱缺水、土壤沙化、盐渍化严重的地区推广地力提升型休耕，形成土壤酸化修复式、土壤盐碱化治理式等模式。例如，甘肃省大力调整作物结构，推动粮食作物向绿肥作物转化，试点以来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显著提升，钙离子、硫酸根等水溶性离子含量减少。会宁县种植绿肥作物还田、深翻晒垡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提高，其中毛笤子、箭舌豌豆增加较为明显，相较试点前，土壤容重降低2.1%，有效磷含量增长约1.4%。环县创新“增施有机肥—深耕—种植绿肥—杀青还田—旋耕保墒—翌年深耕再种植绿肥”休耕模式，土壤理化指标显著提升和改善。再如，江苏省率先开展省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在稻麦两熟种植地区实行小麦一季休耕，每年每亩耕地平均减施纯氮15千克、磷钾肥10千克、农药200克，减少化学品投入50%左右。针对丘陵岗地等土壤地力贫瘠化地区、沿海滩涂等土壤盐渍化严重地区，推广稻肥、稻油轮作模式，实施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1％左右，有效提升了耕地地力。

　　针对典型地下水超采区、高强度灌溉农业主导区等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以节水保水型休耕为主。采取“雨养休耕”或适应性作物种植，减少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促进水资源自然恢复，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调控式、寒地井灌稻区节水保水式等模式。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为例，通过地表水冬灌实施冬小麦休耕，配合绿肥种植，形成干旱缺水区节水压粮式休耕模式，该流域10万亩冬小麦耕地启动休耕试点，三年累计减少地下水开采量1.5亿立方米。同时，在果麦套种区休耕小麦，探索以果树漫灌改沟灌为主的栽培模式，灌水量减少近40％。河北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地下水长期超采，形成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该省对冬小麦实行休耕，在春夏季节种植玉米、杂粮和杂豆等作物，通过“一季雨养、一季休耕”减少地下水开采，试点区域土壤容重、有机质、酸碱度等指标基本稳定，年均减少灌水3.6次，亩均节水180立方米，化肥施用量（折纯）亩均减少约29公斤，后茬作物玉米年均增产约3.5%。

　　为应对耕地资源过度利用、生态退化与农业转型压力的挑战，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休耕模式。各国休耕实践反映了本国基本制度的特质，例如，美国“土地保护储备项目”凸显市场化特征，强调休耕制度的灵活性与契约履行的规范性；日本“水田休耕计划”以调控稻米产业结构为核心，强调行政主导与农业精细管理并重；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强调强制性生态义务与激励性绿色支付相结合；澳大利亚、加拿大聚焦生态敏感区保护，强调生态友好型休耕的可持续农业实践；等等。实践证明，休耕是对传统耕地超负荷利用模式的积极转型，是耕地保护理念由“机械保护”转向“生命体养护”的切实路径，各国普遍遵循“减压—修复—提升”的耕地利用逻辑，体现政府主导、生态导向和制度支持的共识。

　　多样化补偿调动农户积极性。为保障休耕高效实施，各国结合自身国情和经济能力，对休耕农户给予必要的补偿。整体来看，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财政补贴，弥补因休耕造成的直接产出损失；二是生态绩效奖励，按绿肥种植、植被恢复等成效发放奖励；三是技术援助与激励，用于支持生态农业转型和后续土地管护。美国签订长期休耕合同的农户除年租金外，还可获得50%的生态恢复（如植树造林、湿地恢复等）成本补助，如果休耕农户在合同期内擅自复耕或未履行承诺义务，政府将终止其补贴资格，要求退还已发放的补偿金，并视情节支付违约金。英国为退出耕作的农户提供终身养老金，或每年不超过125英镑/公顷的长期补贴。加拿大一次性给予永久性休耕农户最高6.4万加元补贴。澳大利亚通过提供农机10%购置补贴、免耕播种机50%修改费等方式，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